昨日的世界
Yves Saint Laurent最令人难忘的一点，就是他从不懂叫停。
他是个极端分子，一个调皮大王。如果用他最爱的Peter Stuyvesant香烟搭成一片丛林，那他一定会像个奔跑穿过玉米地的孩子那样欢跳着跑过去。“他一天抽150根烟，”他的生意搭档Pierre Berge说——他同时也是过去50年以来始终陪伴着Saint Laurent的、他最亲密的伙伴。早年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，他的缪斯Loulou de la Falaise教他用少量吞服大麻粉末的方法来代替吸入。“他说：‘你做得到吗？’”De la Falaise的丈夫、画家巴尔蒂斯之子Thadee Klossowski回忆道，“‘当然啦。’她说。嗯……那天他把所有大麻都吃了。”
他的极端并不限于药物和酒精。“我曾有过了不起的性经历。”有一次他告诉《纽约时报》的时尚评论家Cathy Horyn说。“粗野，爱说脏话，特别好玩”就是Karl Lagerfeld对1960年代的Saint Laurent的形容。他晚年很少离开位于巴比伦路的寓所，在公众心目中，他似乎是被强势的Berge吓破了胆。看到后期的他，你很难想象出早年那个用大笑声将朋友们压倒的Saint Laurent，或是那个狠狠辱骂当时还是他的情人的Berge的Saint Laurent——Klossowski回忆说，他把Berge骂得那么厉害，以至于有一次后者恼羞成怒，举刀在楼梯上追着他跑。你很难让他屈服。在1960年代，他和Berge一起住在Place Vauban的一个小公寓里。Klossowski说：“Yves的房间非常小，只有一道滑动门和一扇很窄的窗户。他老是踩在床上，跳窗逃走。上帝知道他去了哪儿。”
抽烟，酗酒，跳窗逃跑——一个这样的人，又怎么会有精力去搜罗戈雅、毕加索、安格尔、塞尚的作品，以及一大堆古董银器呢？答案如下：这肯定是个强有力的人。他确实在精神上受苦受难，外人常把他说成是一株脆弱的植物，但以他漫长的职业生涯来衡量，这个人与其说是一株弱柳，倒不如说是一棵参天的橡木。“当需要好好表现的时候，我见过他是如何摇身一变的。笑死我了。”从1954年起就和Saint Laurent成为朋友的设计师Fernando Sanchez说，“真是一出好戏。”
什么也无法与Saint Laurent的惊人才华相提并论。他为《白日美人》中的凯瑟琳·德纳芙设计了Mondrian色块连衣裙、吸烟装、旅行装、军装等一系列时装。他在1976年呈现的“Ballets Russes”系列令他登上当年的《纽约时报》封面，该报发表评论说：“Yves Saint Laurent的秋季定制服系列改变了时装的发展进程。”他创造了继Chanel的羊毛开衫套装之后最时兴的方肩轮廓，并将它推广到全世界。即便在深陷爱河，难以自拔，形销骨立的时候，他也仍然存有实力。他最令人心情愉悦的一场秀——1976年10月的“卡门”系列——就是在人生最低谷制作的。这场秀出场者多达300人，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。
Saint Laurent逝世时享年71岁，50年前，他作为继承人登上Dior首席设计师之位，并正式进入巴黎时尚圈，从此以后，就一直生活在持之以恒的青春期里——四周围绕着同样的朋友，经历三四十年都没有变动；受到同一个人的关心和保护；甚至连他养的小狗，几十年来也一直是同一个品种——法国斗牛犬，起同一个名字——Moujik，只不过实际上不是同一条狗罢了。“无所谓什么真假，”Berge说，“所有东西都必须一模一样。这可能是因为Yves害怕变动。”这种对生活中“不如意事十之八九”的否认，为Saint Laurent永久地打上了一个天真记号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爱将他形容为一个谜一般的艺术家——“Yves活在云端。”他的朋友Betty Catroux说。“Yves就像另一个普鲁斯特。”Berge说。
一个时代的落幕
Saint Laurent在1990年代常常从自己过去的作品中汲取灵感，此外也还有其他设计师在翻新他的经典设计—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Tom Ford。1999年，Gucci花将近1亿美元收购Saint Laurent的公司，拥有了成衣和香水的制造权，Saint Laurent和Berge则带着高级定制时装屋离开。这场交易获得了大量关注——不仅因为它所牵涉的资金，更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时代氛围：Ford代表着崭新、令人兴奋的事物，Saint Laurent则是陈旧的过往。就连Berge也表示，他不愿意站在Saint Laurent的立场上，为那些“早就被时代抛弃”的社会名流设计时装。
Berge坚称，Ford没有给Saint Laurent造成任何威胁感。“Yves从没看到过Gucci的衣服。”他说，“对他而言，它不存在。”然而在Ford的第一场YSL成衣发布会举行那天，尽管许多人以为Saint Laurent远在马拉喀什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事实上他却在距离发布会场地不到1英里的巴比伦路家中。Berge声称，Saint Laurent之所以回到巴黎，是因为马拉喀什天气太热。然而与他们两人都保持着密切关系的美国园林设计师Madison Cox当时也在马拉喀什，他的意见却不尽相同。“我觉得整个Gucci事件让Yves不得不振作起来，”他说，“突然冒出来一个毛孩子，人人都喜欢他，人人都崇拜他，换作你，难道你不会吗？”
为什么要提及此事？因为我们已经跨入了属于Ford的年代——这是个理性的人，不为猜疑所累的人，一个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“将这世界的喜乐转变成人们所向往的东西”的人。《女装日报》前出版人John Fairchild说：“Tom很有安全感。而Saint Laurent的全副力量却来自于他彻底的不安全感。他始终在斗争。”这两位天才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无论你是否关心时装，这一场设计师的交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远去——那个由Poiret和Chanel开创，由Schiaparelli、Dior和Balenciaga壮大，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，最后由Saint Laurent拉下大幕的时代。这些性情多少有些古怪的人改变了妇女的穿着方式。和今天的设计师不同，他们改变的不是服装长度，也不是裁剪方法，而是时代潮流。在这方面，谁也不如Saint Laurent做得这么透彻，几乎无异于一场自我毁灭。而如今，昨日的世界所留下的最后一位大师，也终于离开。
好时光
尽管Saint Laurent早在1980年代就对外宣布与Berge分手，他们却总是无法脱开对方的生活（Saint Laurent总说他但愿如此）。Berge始终被说成是那个不停驱赶Saint Laurent去追求名利的人——有时他的做法甚至有点残酷。他们的性情背道而驰。Saint Laurent性格忧郁，喜欢怀旧，Berge则性子暴烈，粗枝大叶。他不愿意费心隐藏天性中丑陋的一面，也感觉不到温柔待人的必要。而Saint Laurent的真实性格隐藏得更深——表面上他非常敏感和含蓄，“在内心深处，他相当机灵，极其好斗。”设计师Stephen Fairchild说。“当Yves出生时，他的婴儿床边一定聚集了许多天使，除了一位——掌管生活艺术的那个天使。”Sanchez说。
除去时装之外，Saint Laurent几乎没有爱好。他完全投入到了自己的世界当中，惯于让每个人都围着他转。他对别人是如此漠不关心，以至于他的朋友都很难记起上次他说“你好吗？”是什么时候。“一旦你离开他，或背叛了他，他就扯断绳索，好像你从不存在一样。”Cox说。
Lagerfeld常爱说早年的Saint Laurent曾经“活力四射”。对于他将自己锁进象牙塔的做法，他认为应当责怪Berge。当然，Saint Laurent本人的忧郁症以及1980年代毁灭性的酒精依赖，都导致Berge不得不对他采取过分保护的手段。而Lagerfeld的指责也是令Chanel和Yves Saint Laurent两相敌对的原因之一。不过说起Saint Laurent曾有过和晚期大为不同的生活，这一点Lagerfeld是对的。在1970年代进入Saint Laurent的圈子，并且成为他助手的De la Falaise说：“Yves过去很会唱独角戏。他好玩得要死。在我看来，他有一种英式的幽默感，非常孩子气。他总爱模仿别人穿戴。有时候我们也会把Pierre装扮起来。”
“我多数时间待在卧室里。”晚年的Saint Laurent说，“我爱我的卧室。”他位于巴比伦路的寓所为他带来一种凌驾于造访者之上的优越感。起居室的墙上挂着20世纪几乎所有伟大画家的作品，仿如一间画廊，能立刻把初来乍到者吓懵。楼下的图书馆摆着套有白色亚麻布椅套的舒服的座椅，并藏有更多名画——在1970和1980年代，他的追随者常常聚集在这儿。然而他自己的卧室却很小，床头上方挂着十字架，对面墙上则是一幅裸男的画像——简直像个僧侣的房间。
Saint Laurent许多年来都呼吸粗重，行动迟缓，但与其说这是因为年老体弱，还不如说是因为他深知别人都愿意耐心等待。Cox回忆起1970年代他与当时为Saint Laurent管理纽约分公司的Marina Schiano一起等待传召的情景——他们从头到脚打扮停当，身着华服，并肩躺在床上，只等一个电话，告诉他们去哪个饭店——Maxim呢，还是Caviar Kaspia。
在所有那些1970年代兴起于巴黎的时装屋中，没有一个能与Yves Saint Laurent相媲美——它代表着入时的服装、声名狼藉的朋友圈，以及与上流社会之间的紧密纽带。它的魅力犹如万有引力一般难以抗拒，为它招来了各色人等——从Andy Warhol到Rudolf Nureyev，从男爵夫人到毒品商人，无所不包。Berge想尽办法，尽量慷慨地招待他们，以保证Saint Laurent永远被一群能刺激他创作欲的朋友包围。对于他们孩子气的怪癖，以及有关他太过正经的指责，Berge照单全收。作为游戏场里唯一的一个大人，有时他肯定会不胜其扰。但这就是让Saint Laurent保持心情愉快的代价。
Klossowski曾在日记中记录了Berge与Saint Laurent搬到巴比伦路之前的生活。“Yves 老是逗弄Pierre，把他搞得怒不可遏，随后他们又和好。这些事对我们而言非常非常好笑。我的意思是，Yves长得很好看，Pierre生气勃勃，就像一个炸药包，他们的区别很明显。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老是故意去激怒Pierre——想做到这点很容易，你只要用女性代词“elle”来指代他就行——他们简直为此大打出手。我说不好。他们的关系真的很孩子气，而且有点像SM。但Yves显然相当依赖Pierre。每次Pierre和别人调情，他就会大为光火。
灵感无处不在
对于一个患有躁狂抑郁症的人，一个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处于不正常的亢奋状态的人而言，作为设计师的Saint Laurent可以说相当多产。据Klossowski回忆，在举办“卡门”发布会期间，以及1976年发布“Ballets Russes'”系列时，他都曾经中途发病。毒品并未阻挠他的创造力，也没有遏止他的性爱追求。在这恣意而为的背景之下，1968年，他设计了史上第一件透视装——一件臀部装饰鸵鸟毛的黑色雪纺长袖上衣。晚年他曾叹息道：“我已经丧失了性能力。对创造力而言，这是一大耻辱。没有酒精，没有性——实在太难了。”他亲手将自己的创造力和生命力都压缩了。提起这一点，Sanchez说道：“我知道，Pierre会在桌子底下和我吵起来：‘啊，你不明白！’不，我明白。Pierre自己也曾说过，Yves生来就是为了沮丧。考虑到这一点，他已经做得很不少了。”
什么也不像工作那么令他感兴趣。他可以整夜宴饮，次晨则一定会回到工作室去画草图，并给予职员亲口指导——他们中的大多数自从时装屋创建时就在这里工作了。对于一个很少离开法国和摩洛哥的人而言，他拥有惊人的想象力。1950年代身为Dior明星模特的Victoire Doutreleau回忆起有一天看到Saint Laurent的工作台的情形——男同性恋春宫图“与礼服设计草图混作一团”。这正是他的工作方式：Saint Laurent从不在设计球型晚礼服与跳窗逃跑之间画出什么审美或道德界限。
他从什么地方都能吸取灵感。美国版《Vogue》的编辑Andre Leon Talley回忆起1977年Saint Laurent的那场定制服发布——《女装日报》称其为“百老汇时装”。“我对Yves说：‘你看过《Porgy and Bess》（美国作曲家George Gershwin写作的经典爵士乐歌剧，史上第一部黑人歌剧）？’Talley说，“我的意思是，他做的那些衣服绝对是黑人服装。我问他怎么会想到这个主意的，他说：‘我开着大众牌小轿车过桥时打开收音机，听到了这出歌剧，它给了我灵感。’他真有创造力。我是说，Yves从没去过西班牙，但他却从戈雅和苏巴朗的画作中，从Balenciaga的设计中获得了对西班牙的感受，创作出‘卡门’系列。”
他拥有敏锐的直觉。记者往往夸大了街头潮流对他设计的影响，尤其是在1990年代，他的发布会缺乏生气那会儿。然而他真正的天赋其实并不是抓住业已风行的潮流，而是从时装的浩渺星河里攫取最遥远、最细微元素的那种想象力。他简直是架哈勃望远镜——能更早、更远地发现事物，并将它们立刻放大。1971年，他看到珠宝设计师Paloma Picasso身穿一条在跳蚤市场买到的1940年代的裙子。当时头巾和楔形底鞋子都是人们见所未见的东西，当然了，也没有哪个潮流还跟战后情绪联系在一起。然而仅凭一己的远见，Saint Laurent围绕这一造型创造出一整个系列，包括一条迷彩色的雪纺连衣裙。在发布会那天，嗅到媒体抵触情绪的Saint Laurent将他的缪斯，Paloma Picasso送上了伸展台。整场秀无异于灾难。De la Falaise回忆说：“发布会结束之后，我们全都冲进Yves的小办公室里，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。听到别人说出这么可怕的评价来，实在太伤脑筋了。”然而几个月以后，这个系列的影响就波及到了每个角落。
最后谢幕
多年以来，Berge一直在告诉时尚界，Saint Laurent不同于其他设计师，他是个艺术家。只要看过那些悦目的设计、恰到好处的时装、永远明艳的色彩，所有人就都会明白这一点。人们所看不到的，是Saint Laurent在这场艺术战争中所遭受的心灵苦难。Berge则在他周围竖起一张屏障，就连他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也不很清楚情况坏到了什么地步。
当许多旧搭档纷纷分道扬镳的时候，Saint Laurent与Berge却始终没有分开。在他戒酒之前，情况最坏的那个时期，是de la Falaise在维持工作室的正常运转，Berge则像南丁格尔似地来回奔忙，企图将世界隔离在外。Cox说：“我见证了Yves最吓人的一些时候。他发疯了，冲别人乱扔东西，大叫大嚷。Pierre没有一次说过重话。他从不会说‘这是你的问题’。上医院、约见心理医生、打扫屋子——Pierre从没有把Yves抛开不管。”
1990年代早期，服用镇静剂令他行动迟钝，每天用25罐可口可乐来替代酒精饮料，则令他身体肿胀。有时在发布会结尾，Berge不得不硬把他推上T台。Berge这种主宰一切的气势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，仿佛他就是令Saint Laurent困扰的原因。在Saint Laurent受苦受难的同时，他却作为代言人而广受瞩目，看起来倒好像是占了旧情人的光。他是在报复早年受到的那些辱骂吗？是为永远收拾烂摊子而寻找补偿吗？还是说，与表象正相反，Saint Laurent才是那个折磨人的人？“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。”Berge说，“他们觉得Yves是弱者，我是强者。事实只有我知道。”
Sanchez认为，他们之间哪怕有恩怨，也是完全可以相互忽略的。“永远别忘了，他们是一对，是两个会互掐喉咙，谁也不肯松手的暴徒。他们会就这么一起死掉。我想当面告诉他们：‘你们两个都是怪物。’”
1999年9月，他们在福宝大道仍属于他们的那间配件专卖店里挂出了一些新衣服——多数是宽松上衣。无论Gucci公司当时对此有多不满，那些衣服都还是挂在那儿——当然，非常美，非常的Saint Laurent。不到50英尺开外，Gucci店则正在出售全新的Yves Saint Laurent——面料光滑的全副黑色长裤套装。
Tom Ford曾经见过Saint Laurent四次，其中一次是共进晚餐。他说他们相处得很好，不过这些会见都是相当礼节性的。De la Falaise说，有一次Saint Laurent到Ford 的办公室去，看到所有雇员都穿着极简风格的套装，于是他说：“Tom，我们可没这么严格，说到底，我们是一家人啊。”
Saint Laurent在他整个的一生中都被说成是个孩子。“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嗅到了他这种孩子气的甜蜜，这种毫不伤人的，婴儿般的态度。”Horyn说道。然而这并非他的真相。他的艺术创作并非来自于天真无邪，他本人也决不是天真无邪的。“无论一件艺术品是什么样的，创作它的艺术家都绝对不可能是个简单的人。”1928年，爱尔兰文学批评家Rebecca West曾在《陌生的需求》（The Strange Necessity）中写道，“他的天性一定是又复杂，又暴烈，就像一场现代战争，与天真之类的字眼毫无关联。”她这段话所指的人是狄更斯和萨克雷，然而与此同时，世间再也没有一段话能比它更贴切地形容Saint Laurent了——“他们不是人，而是一片战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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